近年来，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，危险化学品（以下简称“危化品”）在能源、化工、医药、农业等多个领域广泛应用。然而，伴随其使用量的激增，与之相关的安全事故也频频发生，引发社会广泛关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公众的关注焦点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生产与运输环节，而是越来越多地聚焦于危化品的“经营”环节。为何一个看似普通的商业行为，会成为公共安全的“高危地带”？这背后，既有现实案例的惨痛教训，也有监管逻辑的深层演进。本文将从近年来因非法经营引发的重大安全事故入手，深入剖析监管趋严背后的公共安全考量，最终阐明：加强危化品经营许可管理，是对社会高度负责的体现。

一、主题引入：危化品事故频发，公众为何越来越关注经营环节？

长期以来，公众对危化品安全的认知多集中于“生产爆炸”“运输泄漏”等高风险场景。例如，2015年天津港“8·12”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，因其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，成为危化品安全管理的转折点。然而，随着事故调查的深入，人们逐渐意识到，危化品的安全风险并非仅存在于生产或运输阶段，其“经营”环节同样潜藏巨大隐患。

所谓“经营”，是指企业或个人从事危化品的买卖、储存、分装、配送等商业活动。这一环节看似普通，实则处于危化品流通链条的核心位置。一旦缺乏有效监管，非法经营者可能在不具备资质、安全设施不达标、人员培训缺失的情况下，擅自储存、转卖甚至改装危化品，极易引发火灾、爆炸、中毒等事故。更严重的是，这些非法经营活动往往隐蔽性强、流动性大，难以被监管部门及时发现，从而形成“监管盲区”。

近年来，多起重大事故的根源被追溯至非法经营行为，使得公众对这一环节的关注度急剧上升。人们开始意识到，危化品的安全管理不能“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”，而必须构建覆盖“生产—储存—经营—运输—使用”的全链条监管体系。其中，经营环节作为连接生产与使用的“中转站”，其规范与否，直接关系到整个链条的安全稳定。

二、主要观点一：梳理近年来因非法经营引发的重大安全事故案例

要理解经营环节为何成为事故高发区，必须从真实案例中寻找答案。以下几起近年来发生的重大危化品事故，均与非法经营行为密切相关，具有极强的警示意义。

案例一：2020年黎巴嫩贝鲁特港口大爆炸

2020年8月4日，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发生剧烈爆炸，造成至少218人死亡、7000多人受伤，30万人无家可归。调查发现，爆炸的直接原因是约2750吨硝酸铵在港口仓库中长期非法储存。这些硝酸铵本应被依法处理或转移，却因官僚主义和监管失职，被长期滞留于不具备危化品储存资质的普通仓库中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相关责任人并未取得危化品经营许可，其行为本质上属于非法经营与非法储存。这一案例表明，即使在国际层面，危化品经营环节的失控也可能酿成国家级灾难。

案例二：2021年江苏响水“3·21”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后续追责

虽然响水“3·21”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企业违规生产，但在后续调查中发现，涉事企业长期通过非法渠道采购和销售危化品原料，部分中间商未取得经营许可证，存在典型的“无证经营”行为。这些非法经营者为追求利润，向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供应原料，间接助长了违规生产的蔓延。事故后，国务院调查组明确指出：“危化品流通环节的监管缺失，是事故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之一。”

案例三：2022年山东某地非法储存乙炔气瓶爆炸事件

2022年6月，山东省某县一民房内发生乙炔气瓶爆炸，造成3人死亡、5人受伤。经查，该民房为一名个体户私自改建的“地下仓库”，用于储存和销售乙炔、氧气等工业气体。该个体户未取得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，储存场所无防火防爆设施，且气瓶堆放混乱，严重违反安全规定。此类“家庭作坊式”非法经营在城乡结合部屡见不鲜，因其成本低、隐蔽性强，往往成为监管的“死角”。

案例四：2023年浙江某市非法改装危化品运输车引发泄漏事故

2023年4月，浙江省某市一辆运输甲醇的货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泄漏，导致周边空气污染，多人出现头晕、恶心症状。经调查，该车辆所属公司虽持有运输资质，但其采购的甲醇来源于一家未取得经营许可的“黑户”供应商。该供应商为降低成本，使用非专用容器分装甲醇，并篡改产品标签，导致运输过程中容器破裂。此案揭示了非法经营不仅影响储存安全，还可能通过“供应链污染”波及运输与使用环节。

上述案例共同揭示了一个严峻现实：非法经营危化品的行为，往往伴随着资质缺失、设施不达标、操作不规范等一系列问题，极易成为安全事故的“导火索”。而由于其隐蔽性和流动性，这类行为的发现和查处难度较大，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安全风险。

三、主要观点二：分析监管趋严背后的公共安全逻辑

面对频发的危化品事故，我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强化对危化品经营环节的监管力度。从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的修订，到应急管理部、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，监管趋严已成为明确趋势。这一趋势的背后，是深刻的公共安全逻辑支撑。

1. 经营环节是风险传导的“枢纽”

在危化品全生命周期中，经营环节承担着“承上启下”的功能。上游连接生产企业，下游对接使用单位或运输企业。一旦经营环节失控，不合格、非法来源的危化品就可能流入正规市场，形成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局面。例如，非法经营者以低价吸引客户，迫使正规企业降低安全投入以维持竞争力，最终导致整个行业安全标准下滑。因此，管控经营环节，实质上是切断风险传导链条的关键举措。

2. 许可制度是风险识别的第一道防线

危化品经营许可制度的核心，是通过前置审批，确保经营者具备相应的安全条件。这包括：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储存设施、专业的安全管理团队、完善的应急预案、员工持证上岗等。只有通过严格审核的企业，才能获得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。这一制度不仅是法律要求，更是一种风险筛选机制。它能够将不具备安全能力的主体排除在市场之外，从而从源头上降低事故发生的可能性。

3. 信息化监管提升执法效率

近年来，各地积极推进危化品经营许可的信息化管理。例如，建立“危化品经营单位数据库”，实现许可证信息、储存品种、数量、位置的动态监控；推广“电子标签”和“一企一码”制度，实现危化品流向可追溯；利用大数据分析，识别异常交易行为，提前预警潜在风险。这些技术手段大大提升了监管的精准性和时效性，使非法经营行为更难遁形。

4. 公众参与与社会监督的强化

监管趋严还体现在对公众举报机制的完善上。多地设立“危化品非法经营举报热线”，对查实的举报给予奖励。同时，通过媒体曝光典型案例，增强公众的安全意识和辨别能力。例如，提醒消费者在购买工业气体、油漆、溶剂等产品时，查验供应商是否具备经营资质。这种“政府监管+社会监督”的双轮驱动模式，有效压缩了非法经营的生存空间。

5. 法律责任的加重形成震慑

根据《刑法》第一百三十六条，非法制造、买卖、运输、储存危险物质，危害公共安全的，可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死刑。近年来，多起非法经营危化品案件的当事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，释放出“零容忍”的强烈信号。法律责任的加重，不仅惩罚了违法行为，更起到了强大的震慑作用，促使从业者自觉守法。

四、结论：加强经营许可管理是对社会负责的表现

危化品安全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，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。近年来事故频发的现实警示我们，经营环节绝非“次要环节”，而是公共安全的关键防线。非法经营行为不仅违反法律法规，更直接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。

加强危化品经营许可管理，绝非“多此一举”或“增加企业负担”，而是基于公共安全考量的必要举措。它通过严格的准入机制，筛选出具备安全能力的市场主体；通过信息化手段，实现全过程可追溯；通过法律惩戒，形成有效震慑。这些措施共同构建起一道坚实的“防火墙”，防止危化品在流通环节“脱管失控”。

更重要的是，加强经营许可管理体现了政府对人民生命安全的高度负责。每一次事故的背后，都是无数家庭的破碎与社会资源的巨大消耗。通过前置监管、源头防控，我们完全有可能将许多潜在风险化解于萌芽状态。这不仅是对当前社会的负责，更是对未来的长远投资。

当然，监管的强化也需兼顾效率与公平。政府部门应在严格执法的同时，优化审批流程，提供技术指导，帮助中小企业合规经营。同时，应加强跨部门协作，打破信息壁垒，形成监管合力。唯有如此，才能真正实现“安全与发展并重”的目标。

总之，危化品经营环节的安全管理，已从“幕后”走向“台前”，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。我们应以事故为鉴，以法律为盾，以科技为剑，全面加强经营许可管理，筑牢公共安全的每一道防线。这不仅是对法律的尊重，更是对生命的敬畏，是对社会最负责任的表现。